在五四九十周年的今天，特別想念五四世代的學術前輩們。
那是一個可以既是學者又是公共知識分子的黃金時代。清華政治系教授蒲薛鳳憶及彼時，言道「生活美滿而寧靜，環境清幽而寬敞；同仁們努力教讀之外，又復從事研究與寫作；迄今回億，可謂為黃金時代。」
五四，不只是場運動，它同時標誌著中國公共知識分子社群的開展。在一磚一瓦構築起現代化的學術知識巨塔的同時，他們並沒有自囚於塔中，透過知識社群的串連，如歐美同學會、文友會、獨立社、中華政治學會，凝聚知識能量向社會發聲，《獨立評論》、《新月》、《大公報》即為鏗然之作。
九十年後的台灣，學術巨塔在重重資源的傾注下，及層層規章的組織下，亦發宏偉，社群人數超過五萬。但弔詭的是，這幾年卻不斷聽到這樣的提問「台灣的公共知識分子消失了？」事實是，知識分子沒有消失，只是被產業化了。
九○年代始，市場化浪潮推進台灣學術界，在提升競爭力的口號下，學術評鑑制度被建立，職級晉升開始被量化計算，所有的學術產出被訂出市場價格。TSSCI論文二十點、SSCI論文三十點，研究計畫十點、會議論文二點。六年內集滿九十點升等副教授，一○○點升等正教授，未在規定時間內達到點數，不續聘。
所有學者從進入體制的那一刻起，便得開始和時間賽跑，想辦法在有限時間下，有效率地生產出符合學術市場口味的著作。同時，還得和龐大的既存體制搏鬥，做為生產鏈的底層，年輕學者得扛負更多的教學、行政、研究計畫工作。十二年過去，即便倖存下來，所有當初對公共議題的熱情及社會參與的行動力，亦被消磨殆盡。
即便當你終於坐上正教授之位，那並不意味著你終於可以擺脫升等評鑑制度這個緊箍咒，回到追求知識的初衷。這時，你可能要擔負教育部的系所評鑑責任，還要持續申請研究計畫以維繫研究經費的持續。是以，一整個學年中，你可能得花三分之一的時間寫申請計畫，三分之一的時間寫評鑑報告，然後剩下三分之一的時間做研究和教學。
這個由層層評鑑制度所構築而成的學術象牙塔，無寧更像是知識生產線，精密分工、市場導向產品、效率的生產力；只是，這產品不再是為社會服務，甚至不再是為知識的積累。於是乎，知識分子，或者應該稱為知識生產者，不再是為理念而生的人，不再能夠成為公眾與統治者之間的張力，不再能成為鞭策時代前進的動力，因為他們｜｜應該是「我們」，已成為靠知識吃飯的人。
我向來不用筆名撰述，因為所有的觀點都必需是可以經過公共檢視及批判的，但這回，思索良久後，用了筆名。因為，這個由評鑑制度所構築的象牙塔，塔內是單向的迴旋梯，一旦進入就沒有退路。是以，縱然嚮往五四世代學術前輩們「吾曹不出如蒼生何」的擔當，但請寬恕，做為一個底層知識作業員的怯懦，在「五四」這樣的一個日子裡。
（作者為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
新聞來源：中時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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