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自台灣立報
中國現代小說50大之22
繁華似夢愛如煙──王安憶的《長恨歌》
■ 宋國誠
在繼承「張愛玲文體」和海派文化的框架下，當代知名作家王安憶以《長恨歌》建立了中國都市民間文學的新潮流。小說以20世紀40年代一位「滬上淑媛」王琦瑤為人物主軸，通過一個女性生命史為線索，寫出她一生的男女情愛、都市生活和悲劇下場，形成一部集都市風味、欲望糾纏、人性虛實與空留餘恨的現代個體生命史記。
上海：風月中的欲望碉堡
話說1946 年，年僅17歲的王琦瑤，基於女性獨立與自主意識，參加了上海小姐選美。初選結果，獲得了第三名，從此，俗稱「三小姐」，一個帶有資產階級情調和美女貴婦的雅號，就在上海市里名傳遐爾。在王安憶筆下，王琦瑤具有一種東方女性的典雅之美，一種既高雅又入俗、既平凡又神秘、既古典又現代的女性之美。
成名之後的王琦瑤，雖三千寵愛集於一生，雖榮華富貴近在眼前，卻依究難敵權勢男人欲望征服下的「妾小」命運。她先搬到「愛麗絲公寓」，成了國民黨軍官李主任的情婦，過著「望月待歸人，孤枕擁寒被」的日子。李主任意外死亡後，王琦瑤開始與不同的男人交往，情海漂流、浮沉擺盪。然而，每段戀情都是身不由己，每個生命機遇都是時不湊巧，每個男人都是逢場作戲，即使骨肉也未必情深，她唯一的私生女薇薇對她愛薄情淡、形同陌路，乃至遠嫁美國，不再相見。最後，王琦瑤孤獨地在一場竊盜案中絕望地死去。
小說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描寫上海這個古老城市，以及王琦瑤從鄰家少女到滿城知悉的「名女人」，以及和第一位情人李主任隔夜露水般的短暫愛情。正如王安憶自己所言，她原本要把《長恨歌》寫成一部城市小說，一個關於上海的歷史印記和風月碉堡。首先映入眼廉的，是王安憶以「弄堂」（註1）、「流言」、「閨閣」、「鴿子」四個主題，來映照上海這個有如「中國古畫」的現代都會。王安憶把上海印象化為一座「女性化城市」，「上海的弄堂是性感的，有一股肌膚之親似的。它有著觸手的涼和暖，是可感可知的」（註2），這是一個從女性歷史意識和小市民視角所透視出來的意象化空間。在王安憶筆下，上海像一個由成千上萬的「弄堂」堆積而成的立體圖畫，像一個歷經無數傷痛而留下的大型疤口，上海又像個流言四布、說長論短的「粗心城市」。這個在流言中成長的東方巴黎，人性的虛實與真假，早已弄不清楚。因為這裡的居民，人人都有一顆「粗鄙的真心」，像一顆珍珠，裡面包果著粗糙的沙粒：
這城市裡的真心，卻惟有到流言裡去尋找的。無論這城市的外表有多華美，心卻是一顆粗鄙的心，那心是寄在流言裡的，流言是寄在上海的弄堂裡的。（註3）
閨閣與鴿子，則是淑女的象徵，也是用來形容上海女子的隱喻。閨閣與鴿子的對比，是上海女子心境的表露，它象徵著一種解放的渴望和展翅待飛的野心。「櫥窗裡的好衣服向她們招手，銀幕上的明星向她們招手，連載小說裡的女主角向她們招手。她們人在閨閣裡，心卻向了八方」（註4）。而故事就是由一個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兒──王琦瑤──開始的。
弄堂閨秀，情寄無方
從「滬上淑媛」到「上海小姐」，王琦瑤的成名與崛起，實際上就是一條擠身都市名流、晉階上層社會的歷史。依靠李主任的關照提攜和王琦瑤的情感給付，王綺瑤踏入了上海的十里洋場。集溫柔與野心於一身的王琦瑤，在半推半就之中做了「愛麗絲公寓的女主人」，一個當權人物李主任的「外妾」。然而，王琦瑤與李主任之間，並不是一種生死與共的至情真愛，而是露水鴛鴦的欲望遊戲。
一場情愛一場空。李主任沒有也沒有留下，只留給王琦瑤一個「西班牙風雕花的木盒」，然後便罹難永別了！這裡的「雕花木盒」，正是華而不實，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象徵。「上海灘的事情就是這樣，再大的熱鬧也是一瞬間」（註5），正如露水不敵朝陽，繁華只是欲望的想像，真情卻只能在暗巷中低泣。女人的青春和美豔，就像那風情萬種、波濤連天的上海「弄堂」，在表面的飛紅走綠中，捲藏的卻是粉臭與煙霉。青春與美豔，可以展露於一時，卻不能在歷史的時間中久駐。就像春天的花蕊要在夏日的陽光下枯萎，李主任既然是戰爭年代的產物，就要在戰爭年代的終結裡逝去，隨著李主任的一場意外──墜機身亡，即使千嬌百媚的回首顧盼，也撥不開那歷史車輪的滾滾黃煙。
小說中，王安憶塑造了一個負情、寡恩、貪色的權力男子——李主任，一個「權／色」交易者，一個女性欲望的投射場。小說中，與其說李主任是一個實體型的男子，不如說是個輕飄飄的幻影。對於他的「偉大事蹟」，只被交代為一個顯赫一時的軍政界要人，神氣威武，除了一個「主任」職位，還擔任百貨樓的股東，「上海小姐」選美的評審。李主任總是「來也匆匆，去也匆匆」，總是簽公文、忙交際、辦大事，他一舉手、一投足，有如牽一髮而動千鈞。顯然，李主任是權力與金錢的象徵，但實際上卻是個玩世不恭，既無責任也沒有擔當的空殼男性。
在小說中，李主任是一個殘缺不全的「印像體」，一個空洞無力的能指，指向一個青春嬌媚、投懷送抱的美女佳人——王琦瑤。但實際上，這個作為男性欲望之客體的女性，卻是個「無體意識」，她不過是男性酒足飯飽下的一杯漱口水，夜裡充飢裹腹的清粥小菜；在王琦瑤這裡，嬌媚的女性身體下包覆的卻是虛弱無力的依附主體。顯然，這種「男性空殼／女性虛體」的脆弱關係，反映了王安憶對現代男女不可信、不可靠、不完美的虛無立場，也反映作者對於都會生活既愛戀又嘲諷的悖論心態。
回首蒼蒼，前路茫茫
失去了三小姐的榮光與嬌貴之後，王琦瑤回到上海，寄居在「平安里」，她成了一名幫人打針的注射護士。在這裏王琦瑤結識同病相憐的富太太嚴師母，由此認識了嚴的娘舅康明遜，以及康的朋友、中俄混血兒薩沙。這四個男女，處在這城中小巷裡，十足湊合成一群太平結俗緣、寒夜送噓暖的閒男散女。白日溫黃酒，閒來打骨牌，一台收音機，傳來你儂我儂的浪漫滬劇。此刻，歷史正在上演東方紅太陽、偉大新中國的大戲碼，但在這群避世潛居的小人物這裡，卻在細語哼唱舊情綿綿的小清唱。時間在這上海小巷裡，像似迷了路、失了足，歷史在這裡像似離了軌、錯了位。這群男女，回首既蒼蒼、前路也茫茫。既然黎明不知從何升起，那就只求一夜的溫存和酣熱：
幕色流進窗戶，像是溫暖和稀薄的液體，一切都蒙上了一層膜。物體、空間、聲音和氣息，全變得隔膜、模糊、不確定。惟有那爐膛裡的火，陡地鮮明起來，熱列起來，激勵人的身心。這是火爐邊最溫情脈脈的時刻，所有的欲望全化為一個相偎相依的需求……。（註6）
與已有妻室的康明遜的愛情儘管是一種解放的歡愉、無奈的越軌，但依然以失望和落空告終。康明遜出身於一個舊家庭的二房之子，因為舊式規範的羈絆和軟弱的個性，使康明遜像似一個愛情世界裡的夜行動物，晝伏夜出、戒慎恐懼。對王琦瑤而而，儘管隱藏了曾是「上海小姐」的光環，但依然逃不開躲在陰暗角落裡的寒冷和淒涼，在她身上，感受到的是一個遲幕美人的落漠和妥協。康明遜對於這種非份之愛，雖然充滿激情與幻想，但他卻是個「越是沉醉就越是清醒」的人。「康明遜知道，王琦瑤再美麗，再迎合他的舊情，再拾回他遺落的心，到頭來，終究是個泡影。他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註7）。於是，愛情成為一種一日承諾下的當下行樂，成了離開了眼眶就風乾硬化的淚水，成為逃難求生時的一塊浮木。
王安憶將康明遜與王琦瑤的愛情形容成一種「捉迷藏」，但卻是一場捉者無意擒拿，逃者無意隱蔽的假遊戲。同病雖然可以相憐，但憐憫卻不能拿來治病。因為，宿命與無緣，像是一種精神之癌，腐蝕著兩顆頹廢的心靈。
王琦瑤意圖將她與康明遜的一場情緣轉嫁到混血兒薩沙身上，試圖混淆腹中女兒的真實父親的身分，但卻被薩沙所識破而逃回了蘇聯。最後，康明遜以去香港做生意為名離開了王琦綺瑤，王琦瑤只好懷著與康明遜的私生女，在歧曲難行的人生道路上踽踽獨行。
註1：「弄堂」是指小巷子，北京人稱為「胡同」。弄堂，構成了近代上海城市最重要的建築特色，它既是成千上萬上海市民日常的生活空間，也是所謂「海派文化」孕育的溫床。
註2：王安憶，《長恨歌》，海口：南海，2003，頁5。
註3：王安憶，《長恨歌》，頁9。
註4：王安憶，《長恨歌》，頁13。
註5：王安憶，《長恨歌》，頁72。
註6：王安憶，《長恨歌》，頁167。
註7：王安憶，《長恨歌》，頁175。
中國現代小說50大之22
繁華似夢愛如煙
──王安憶的《長恨歌》 下
■ 宋國誠
小說的第三部，藉由敘說女兒薇薇的出生、成長、出嫁、離國，來反射王琦瑤風華不再、晚春遲幕的後半生。此時，時間進入了1980年代，距離「上海小姐」選美的時光，已是3、40年以後的「新上海」。上海，依舊摩登、繁華、時尚，但它永遠是一個懷舊與創新、浪漫與功利、高尚與俗豔混雜於一體的大都會。王安憶通過一種近似「母女隔代」的對比──母親的睹物懷舊暗傷神，少女的追求時髦費心思──來表達一種時光無情、歲月冷酷的傷感。
在新俗與舊雅之間
薇薇的平凡與淺薄，再次反射了母親過去的美豔和出眾。薇薇是一個頭無大腦、胸無大志的女孩，一個「典型的淮海路上的女孩，商店窗是她們的日常景觀，睜眼就看見的」（註8）。但時光儘管飛逝如煙，小說的重點不是在這個年輕的時尚少女之上，而是在這個依然試圖抵抗歲月催老的母親王琦瑤之上。
在這裡，作者王安憶和小說主人公王琦瑤之間像似兩端拔河、暗中角力，正如小說中的母女之間總是勾心鬥角一般，又像上海這個城市新俗與舊雅總是井然並存；作者依然給予上海諸多光鮮亮麗的表象：舞會、聖誕夜、櫥窗、新電影、舶來品、新款服飾……，但小說中的王琦瑤卻不向歲月低頭，她努力再圓一個女人的風頭夢，幻想再現一個女人的虛榮心，儘管她用的不是逐漸退色的青春，而是懷舊的傳奇和記憶的精華。對王琦瑤而言，摩登、時髦、熱鬧，其意義不在於新鮮或好奇，而是一種時間的遮蔽，記憶的裹布；一切的新事物，雖然掩飾了舊時光，使一切老人舊事失去了光彩，但它卻保留了記憶的價值和神秘感，就像讓博物館收藏的珍品，讓人睹物思情、悠然神往。
她看著眼前的場面，覺得就像是從30年前照搬過來的，只是蒙了30年的灰垢，有些暗淡了。她甚至看得見舊窗幔上，有成縷的灰塵緩緩地飄下來，墜入畫面，消失了蹤跡。（註9）
老克臘：忘年愛與懷舊風
王安憶塑造了一個名詞：「老克臘」，英文應是指「old color」或「old classic」，藉以表達一種懷舊的思緒和象徵。實際上，「老克臘」的意義是多重的，它既是一個殖民時代的外來語，用以概括殖民時代的遺風與情調，一種西式的懷舊感；它也用來指稱「不趕新潮」的現代人，一種在時髦的浮誇風氣裡堅持精緻和務實的人；它還可以比喻被時間洪流所沖洗、被時代腳步甩開的邊緣人，一種城市生活中的舊物或遺跡。實際上，王安憶主要是以「老克臘」來泛指本地的、老實的、腳踏實地的「老上海人」。
即使在生命的晚期，王安憶依然不忘在這位「上海小姐」身上，抹一道風韻猶存的尾光。王琦瑤與老克臘的忘年之愛，與其說是一種畸戀或戀母情結，不如說是時光倒流下一種「懷舊自戀主義」的徹底展露。老克臘對王琦瑤的「他戀」，正是王琦瑤對自己的「自戀」；老克臘迷戀於王琦瑤的，不是她垂垂老矣的身體，而是她身上散發出來的懷舊韻味；老克臘所沉醉的，不是近在眼前的風景，而是印在紙本上的畫冊。王琦瑤運用的正是一種成熟與老道，一種精算和老練，來應付這位懵懂無知的「老克臘」。面對老克臘的癡迷、追求、傾訴，王琦瑤並不抗拒，而是對他撫頭揉臉、同情安慰。然而，那被憐憫與垂愛的，不是一顆純情的少男之心，而是一顆遲幕垂老的女性欲望。
繁華似夢愛如煙
王安憶總是以含蓄、低調的筆法，以既不冷酷也不激情的敘事，來表達一種對「虛偽造作」之新女性意識的解構與批判。小說中，一切命運和機遇，皆來自一種「女性美」，一種集古典與現代於一身的綜合美感；它具體表現為一個出身於弄堂小巷的鄰家女孩在捲入都市生存和欲望之海的世俗化歷程。這個歷程，不僅在象徵意義上表達了傳統審美意識的激烈轉化──從心靈之美到物性之美，也具體表現在一個女性生命、女性身體、女性命運在現代消費都市下的扭曲和變形。
另一方面，一切的噩運皆來自都市的繁華和誘惑。王琦瑤不願做個弄堂少女，不願屈居一隻純潔如玉的白鴿，她嚮往的是繁華似錦的都會生活。然而，她「飛上枝頭」的幻想，卻成了「鎖進公寓」的噩夢，她從白鴿少女淪為金絲黃雀。在這裡，都市繁華與欲望之網，其對人性塑形和改造的力量何其重大！這就是世俗、物質的力量。在小說中，一切美感和誘惑，都是物質傾向的，這種世俗之美，是非道德、反人倫、薄親情的，是一種拜金的、物化的、表象的。對居住在這個都市裡的女人來說，一切的品格、教養、智慧、美麗、社交禮儀、進取奮鬥、沉著冷靜、耐心毅力……，無論是付出真誠友誼的的蔣麗莉，還是真情相待的程先生，無不用之而後棄之，無不服從於對一個世俗權勢的追求，無不拜倒在名利的裙襬之下。在都市繁華的景象中，女性就像是都市的肉體，以霓虹彩燈作衣裳，以燈紅酒綠為粉妝，在人性欲望的櫥窗下被剝衣展示。
活在男性的欲望遺體中
早年的王琦瑤在「上海小姐」的燁燁光環下選擇了一種安穩的生活──委身於李主任的情婦，她選擇的是一種男性靠山、一棟公寓和一張飯票。這裡存在的悖論隱然若現：當片場導演勸阻王琦瑤參加「上海小姐」這種資產階級的腐化遊戲時，王琦瑤以女性自主、女性獨立作為辯詞；但她選擇做李主任的「現代妾女」，卻十足是女性依附意識的顯現。
直到晚年，儘管面對老克臘的追求，她也沒有完全擺脫「依靠男性」──即使作為已經死去之李主任所留下的欲望凝結──金條──的物化意識。王琦瑤即使緬懷於已經退色的舊日時光，但她沒有「忘本」；這裡的「本」，就是李主任離去之後給她留下的「金條」。在這裡，「固本」是指死守金條；死守（最後也死於）則是指棲身於幾千年流下來的男權主義牢籠。
愛情的失敗和毀滅，是王安憶對傳統愛情觀的解構式隱喻。在小說中，愛情作為一種承諾與應許，已經四分五裂；友誼作為一種信任與付託，也已黯然失色。對王琦瑤而言，這一連串的失敗，是一個女性「生命本體論」上的失敗，更是一種時代的沒落和轉向。王琦瑤從此不再相信真情與真心，不再相信精神的品質和道德的力量，她寧可相信一種隨波逐流的安適，一種臨危不亂的坦然。作為一名世俗女子，她充分利用她女性的身體，她的青春和美麗。她必須她精於算計、巧於周旋、勇於了斷。面對眾多的「多情」男子，從李主任、康明遜，薩沙到老克臘，她必須善於表演、巧於偽裝，她必須在都市名利和男性欲望的夾縫中，擠出一點自我安慰的尊嚴。
然而，不能把王琦瑤飄移、不安與曲折的人生經歷，看作是王安憶對「現代女性」簡單的反諷和嘲弄，更不是一種批判性的「負面典型」，而毋寧是王安憶對一位個性化、欲望化之女性命運的悲憫和哀憐。對於所謂「新女性」，王安憶不是採取歌功頌德式的呼口號，也不是浪漫唯美的編戲做夢，她實際上要表達的是一個「新女性」所面臨的生存困境與坎坷際遇。通過這部小說，王安憶展示了男權宰制下一個狹小、短促、空乏的女性空間，在這個空間中，女人一方面是「美麗的弱者」，一方面又是「隱忍的強者」。
在小說中，有一個「本」，這是王安憶對女性吊詭式命運最深沉的隱喻：一方面，那個被王琦瑤秘密珍藏了40年的金飾盒子，是一個垂老女人安養餘年的命根子，但一方面，這一命根子又是男性欲望的象徵，它是一份當年情人李主任的一份贈禮；這是一個「不忠」男性為收買、安撫小情人的禮物，是一份對女性的籠絡和交易，一件男性罪惡的遮羞布！然而，女性的命運就決定在男性的饋贈，女性依靠的正是男性的「欲望遺體」，並且隨著這份遺物的失去而喪身。
都市人文主義的建構
《長恨歌》作為中國都市消費主義下的文化產物，它的問世與廣為閱讀，意味著當代中國文學主流，已正式揮別傳統的民族寓言和國家敘事，轉向了表現七情六欲、吃飯穿衣的日常生活敘事。王安憶具有一種對都市文化敏銳的穿透力，也具有對都市男女細微入裡的感受力。在這裡，都市的絢爛與繁華背後，有著貪婪和腐敗，在人性的不安與燥動中，也有一種處世的悠然和智慧。在弄堂深處、小樓一隅，既有得意中的軟弱，也有妥協後的堅強。《長恨歌》的成功之處在於，它既活現了一個人格化的現代都市，也刻畫了一幅都市化的人性彩繪，建立了都市人文主義的新風格。
註8：王安憶，《長恨歌》，頁243。
註9：王安憶，《長恨歌》，頁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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