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不讀書

關於〈罵幹的方式〉的第三點，引起了一些討論。似乎 也有一些誤解，我想說明一下。

這一小節是把「寫了相關新聞的記者」分成三種情形來討論。第一種，稿子掛他的名字但不是他寫的，那他當然無責任，而且他的權益也受到侵害了。我認為他有公開說明的義務，以辨明真相。

第二種，稿子掛他的名字但不是他寫的，可是他不想公開說明，但又用「稿子不是我寫的」來為自己辯解。如果他默許了別人借他的名字來亂用，那我覺得他是必須負責的。

第 一、二種的區別，就像一個人發現信用卡遺失了，他應該儘速掛失。如果掉了卡片他又不吭聲，那卡片被盜刷，他不是應該負責嗎？

第三種是完全配合上面的要求。「打手」指的是這第三種人，第二種或許也可以算，還是算半個呢？但第一種自然不能說他是打手，他沒打啊。

第一線的記者最沒有權力，這大家都同意。若論責任分擔，當然層級越高就應負擔越多。可是如果有人說，記者受長官指示去做違反倫理的事情，可以豁免責任，否則他會失去工作，那我實在不能同意。

試問：黑道大哥指揮小弟去砍人，小弟能不能用養家活口為理由，主張砍人無罪？路人阻止他砍，小弟卻理直氣壯的說：可我不作黑道小弟要做什麼，除非你養我，否則你就沒資格阻止我砍人！

再問：如果第一線記者可以依這個理由豁免責任，那第二線的主管又何必負責呢，他頭上也有主管，而他也有房貸要繳啊！這樣層層上推，不就誰都不必負責了嗎？

台灣的轉型正義就是用這個邏輯，所以只見受害者，不見加害者。

追究責任並不是為了要羞辱那個人—— 我們常常誤入這個歧途，都不去想別的解決辦法，好像整件事情就是要把人「揪」出來，然後懲罰他。我們都不是真正有權力懲罰別人的人，於是我們就用言語羞 辱，對方如果比較弱，我們就用罵的，對方比較強我們不敢罵，就用酸的。

懲罰可能是必要的，但是懲罰應該是最後一個辦法，不是第一個辦法。當別的辦法行不通的時候才訴諸懲罰。下面的例子是蔡坤湖法官寫的，關於修復式正義：

曾處理一件性侵害案件，一位22歲的女性外籍勞工，因僱主17歲小孩無暴力但違反意願的性侵而逃離，並在外國人收容處所等待遣返。第一次開庭，被害人退縮但 憤怒，「想趕快回家，恨這個地方」是一再重複的話。冷漠的少年、焦慮的家長，只是否認與指責被害人的誣陷。這樣的案件，只有被害人指述，且時間也久遠了， 法律上無法證明犯罪事實的結果，其實大家都可預見。如果沒有感受當事人的壓力，再多的法律程序也枉然。被害人想的是儘快回家療傷，但我們了解，現在不處理，時間不會讓傷害遺忘，創傷將在心底盤根錯節。少年即使獲判無罪，心中也將常有愧疚、僥倖，道德譴責不會放過他。但少年、家長又無勇氣面對承認的後果。

被害人在社工、印尼通譯陪伴下，詳細述說遠離家鄉工作的辛勞與夢想。受性侵的屈辱，逃走後等待遣返的不安。夢碎後，對臺灣、對加害人、雇主、對人性的憤怒與 失望。休庭後，在輔佐人的協助下，告知少年、家長承認、否認的可能結果。少年、少年家長、輔佐人協談後，願意承認犯罪、致歉並補償被害人。少年、少年父母 也在被害人面前敘述，這段期間的緊張、焦慮，對造成被害人痛苦的後悔。家庭衝突常一觸即發，畏懼與親友往來，開庭前常常數日的輾轉難眠。擔心性侵害罪犯的 污名標籤，害怕入監，學業與熟悉生活都無法繼續。

5日後的第二次開庭，被害人得到少年跟家長誠摯的道歉，得到夢想中的幾年薪資補償，如願搭機回家，表達原諒與不再仇恨，少年則同意接受法院的保護處分。經過 這樣的過程，被害人與加害人的關係有了修復的契機。二人的心理衝突，也因為態度的轉變而得到舒緩。被害人與社會、加害人與家庭、社區的緊張關係也有修復的 可能。我們也相信，被害人、加害人也有機會走過不幸事件的憂傷，往正向的人格發展。

文章登在 《廢話電子報》第十四期。

「最ㄍ的應該是被奪走光榮感的前現任中時員工吧？」這是一位網友的回應，我覺得他說的很準確，就 是「被奪走光榮感」！我的文章可能讓新聞從業人員不舒服。傷害別人的感情，我沒有任何樂趣可言；可是我要說，不是我奪走你的光榮感，你手裡做的事情，如果 違反專業倫理，你就不會有光榮感。我是一個路人看見了離譜的追殺行徑，覺得不能保持沈默，如此而已。

別忘了我們這次討論的事件，是「用假新聞追殺反對者」的離譜行徑。我沒有用什麼高標準，也沒有唱高調。這是最低、最低、最低標。如果你覺得我們應該一起來「體諒」參與追殺者的 為難，那我真的不知道你想像中的社會是長什麼樣子。

我不是要「追殺」追殺者。人肉搜索、人民公審那些事情，我本來就極力反對。我希望我們能以修復式正義的精神，來想接下來該做什麼。

旺中追殺黃國昌到現在，我覺得黃國昌的名譽差不多已經恢復了， 可是新聞專業倫理與尊嚴，還是倒在地上奄奄一息！接下來需要做的，尤其需要新聞從業者積極發聲的是：如何重建記者的光榮感。不只是中時，不只是前中時，而是所有在惡劣的媒體環境裡，快要窒息悶死的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