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cn.nytimes.com/education/20130518/cc18gaoyuxin/zh-hant/
2010年1月14日，星期四。午後的陽光照在窗外被雪壓彎的枝頭上。教室里，圓桌旁圍坐着的12名學生悄悄用目光打量着彼此，視線交匯時靦腆地笑笑。老師60歲上下，灰白色的中分發及肩。她環視教室一圈，站起來，用手輕輕敲了敲黑板。上面寫着一行白色的粉筆字。
「初生牛犢的詩人筆下，若不是翻騰着的濕漉漉的情感，便是寫作技巧的空洞炫耀。他們之中但凡小有所成的，一定是在成熟的過程中學會慢慢探出身子，抓住了對面的枝椏。——盧克·桑特(Luc Sante)」
「那麼，」老師一字一句地讀完這句話，停頓了幾秒後問道：「你們是哪種詩人？你們身下坐着的枝椏，是『濕漉漉的情感』，還是『空洞的炫耀』？」
學生中響起一陣輕輕的笑聲。「我得承認，我大概是『濕漉漉的情感』，」一名戴着眼鏡的亞洲男孩低着頭說。
「一定要選的話，那就算是『空洞的炫耀』吧，」一位金髮的女孩猶豫再三後回答。
「我，我大概已經從樹上掉下來了！」一名頭髮支棱着的男孩冒出一句。全班哈哈大笑。
我已經忘記了自己的答案。只記得當時望着眼前笑容可掬的老師， 眨了眨眼，她的頭頂上彷彿隱隱浮現出一個光環。眼前的一切仍令人難以相信，我居然真的坐在安·法迪曼(Anne Fadiman)的課堂里，成了她的第12個「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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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性寫作課」(Creative Writing）在中國似乎尚不存在，而在美國大學本科校園裡淵源已久。1970年代，作家約翰·麥克菲(John McPhee)在普林斯頓大學首開「非小說類紀實文學」課(Non-fiction writing)，培養出了一批傑出的文學作家，其中包括現任《紐約客》雜誌主編大衛·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和中國人所熟知的作家何偉(Peter Hessler)。這個傳統在一批大學得以保留。如今，在耶魯大學的「文藝青年」圈裡，幾門由經驗豐富的作家教授的「創造性寫作課」一直是大家津津樂道的話題。每學期開學，在校園裡不期而遇，總要互相打聽打聽，這學期選哪門寫作課？是「每日一篇」還是「詩歌讀寫」？
在這其中，有一個名字總能引起一種特殊的尊重和憧憬：安·法迪曼從2005年起在耶魯大學開設一門春季學期寫作課，名為「書寫自我」(Writing about Oneself)，輔導學生閱讀與寫作以個人經歷為內容的散文。安（她要求她的學生這樣稱呼她）自己便是一位作家，她的成名作——《神靈附身你就會跌倒下來》(The Spirit Catches You and You Fall Down)，一本探討現代醫學倫理中文化、種族、信仰等元素作用的非虛構創作性小說——曾獲美國國家圖書評委協會獎。在寫作的同時，她也擔任過許多編輯類職務，近些年開始為大學生當寫作導師。她的課在同學中受到的評價最高，每年都會引來上百人申請僅有的12個位置。在大三的春天，我幸運地得以進入她的課堂，在那裡留下了我在大學四年中最不同尋常的回憶之一。
寫作應該怎麼教？老師能夠起到多大作用？儘管我對安充滿了崇敬，在走進她的教室時我仍然無法抑制內心深處的這個疑問。之前寫文章時，盯着屏幕不分晝夜的苦吟讓我對「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觀點愈發難以苟同。我只想問問英文中是否也有這樣的說法。
如果英文中有這樣的說法，安從未教給過我們。靈感和天資的確實不可缺少，她告訴面前一臉期盼中又混着幾分疑慮的學生，不過她相信她的每個學生都不欠缺這方面的稟賦。即便如此，在她的眼中，再優秀的文章也一定離不開作者精心、耐心的雕琢。而渾然天成便是這種雕琢的最高境界。
她時常向全班講起這樣一則小故事：有人問一位雕塑大師，「我該怎樣雕刻一尊大衛的塑像？」「這很簡單，」雕塑大師回答道：「拿一塊大理石，然後鑿掉其中不像大衛的部分。」
安相信她的每個學生心中已有稜角分明的「大衛」。她將自己的責任視作幫助學生一釘一錘地讓心中的大衛活靈活現地躍然紙上。
在沒有上安的寫作課之前，我從未意識到這個過程的真正含義。而從她手中拿回我的第一份作文的修改稿，我不禁瞠目：一篇兩頁的作文加上字裡行間的修改變成了五頁，加上其後密密麻麻的評語變成了八頁。
「走廊里瀰漫著炒肉、蒜和青蔥的味道。」安點評：「請在蒜前也加入一個形容詞。」
「蒸魚的時間永遠取決於魚的大小和新鮮度——這是一個你揣在心中的計時器，而時間久了，便成了一種直覺。」「你需要後半句嗎？」安在評語中問道。「或許這樣說更有趣：『這是一個你揣在心中，而不是戴在腕上的計時器。』」
「車上擠着像我們一樣的乘客，手中負着袋子和盒子。」——「當一樣東西『負着』(laden with)另一樣東西，前者通常都在後者的下面。例如『負着積雪的樹枝。』」安寫道。「既然這些包裹和盒子大概都在手的下方，我覺得用『緊緊拎着』(gripping)比較合適。或者，如果你希望強調這些袋子和盒子的負荷，可以保留『負着』而去掉『手中』，不過這樣會喪失一些空間感。」
自從離開小學後，我再沒有對自己的文字進行過如此的審視，更不用提當我在用我的第二語言寫作時：對我而言，英語是表情達意時需要跨過的路障，不是能為內容增色的道具。然而安卻堅信斟詞琢句的重要，她希望她的學生能夠對筆下的每一個字、每一個標點傾注思考，不輕視任何細節。這個思考過程和用第二語言寫作其實有異曲同工之處：兩者都促使作者放慢寫作的腳步，如同讓一位短跑運動員重新糾正擺臂和邁步的動作。當然，這對寫作是一種可貴的訓練，但是當這種思考和語言障礙疊加起來，我本來已經不流利的筆尖便有千斤重。
在評語里，安彷彿預料到了我的心思：「當你如此煞費苦心地斟酌每一句話，同時還要思忖自己是否用對了每一個介詞，保持一種輕鬆自在的寫作狀態確實是一個挑戰。因此，你所面對的任務格外複雜：希望你能找到一種屬於自己的寫作節奏，它既能允許你給予遣詞造句足夠的注意力，又能讓你超脫於這些煩擾之外，從擔心『該怎麼寫』變成感受『想怎麼寫』。」
「我認為你在往後的幾個月里有很大進步的空間，」安在最後寫道。「這學期我們應該擼起袖子共同努力，讓你的文字變得更地道，更乾淨。」
就這樣，之後的一個學期，在安的監督與點撥下，我對面前缺鼻子少眼的「大衛」開始了一錘一鏟的整容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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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的課在每星期四下午，兩個半小時長。每周的課都有一個固定而抽象的主題：家庭、愛、損失、喜悅、自然……前半節課，她帶領我們討論就該周主題提前布置的兩篇閱讀——一篇選自經典著作，一篇出自現代作家之手，幫助我們感受作家在不同時代對這個主題詮釋的各種方法，以及主題內在的永恆性。後半節課，我們一起閱讀班裡的同學以同樣的主題為中心而撰寫的個人散文，聽取安和其餘同學的意見。
和第一節課一樣，安喜歡以一個故事或箴言作為每一堂課的開頭。課講到興頭，她常常將故事或箴言中的經驗教訓信手拈來，應用於分析與點評。給我印象最深的當數「泡菜」的故事。
在安居住的新英格蘭地區，每到春天，散落在山谷里的小作坊便開始採集樹汁，製作楓樹糖漿，有些作坊還同時經營小飯館，為當地的居民供應由新鮮楓樹糖漿搭配的各式早餐，她和丈夫常常光顧。有一天，她們來到飯館，點了華夫餅、冰激凌配楓漿，剛找到座位坐下，看到鄰桌在吃一樣的早餐，桌上卻還放着一碟泡菜。「你們為什麼邊吃楓漿邊吃泡菜？」安好奇地問道。「楓漿太甜了，」鄰桌的食客回答道，「需要用泡菜的鹹味來中和襯托，才更加好吃。」
安總結道，寫文章如同吃楓漿一樣，也需要「泡菜」的襯托。悲傷的描述要用些許幽默來調劑，而喜悅的故事需要一點傷感來收斂，不然強烈而單一的感情會讓讀者難以消化。如同她在第一節課開頭提出的，她不希望學生的文章充滿「空洞的炫耀」，但也警告學生不該讓作品被「濕漉漉的情感」所侵佔。
「你的『泡菜』是什麼？」總是安在當堂分析學生作品時向作者提的第一個問題。這也是直至現在，我在寫完一篇文章後問自己的第一個問題。
安喜愛用的另一個比喻也和她的自身經歷有關。她承認自己是個筆頭很慢的作家，每寫一句話都要將它修飾近完美才能繼續寫下一句，每個段落背後，都是大段的瞪着稿紙冥思苦想的時間。她管自己叫做「打磨鑽石型」作家。而她的丈夫同樣是作家，寫作風格卻迥然不同：他可以一口氣完成一部書稿的初稿，幾乎無需停下思考，然後在初稿粗略的輪廓下開始進行一輪又一輪的加工。這種寫作的慣性對有些作家十分重要。安將它比作開吉普車越過沼澤地，車輪一定要飛快地旋轉才能不至陷入泥沼中。「我的丈夫是『飛車越沼型』作家，」安說。
「打磨鑽石型」和 「飛車越沼型」在文壇里都有傑出的代表，兩種人可以創作出同樣優秀的作品，安補充道。因此不論你屬於哪一類，不用為自己的寫作習慣而感到困擾或內疚。只是——她眨眨眼：「我唯一的忠告是，如果你屬於『打磨鑽石型』，又希望和作家結婚，最好找一位『飛車越沼型』的；反之亦然。總有一天，你會發現這是明智的選擇。」
這些建議被原封不動地記錄在了我的筆記本中。前半句支撐着我熬過了大學時一個又一個論文卡殼的夜晚；後半句中的智慧尚待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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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時候，安都站在我身後和我一起審視我的作文，如同一位油畫大師，越過學生的肩膀，指點着面前的畫作，評價筆觸與色彩的運用。在另一些時刻，安又彷彿坐在我的面前，十指相扣放在膝上，以一位作家的身份來體會另一位作家的心思。「我明白，」面對學生下筆時的疑慮與焦灼，她彷彿在說，「我也曾有一樣的心情，我們站在同一個戰壕里。」
安的每篇作文字數限制只有一千字。這如此吝嗇的限制是為了教會學生——如同她在講解完弗吉尼亞·伍爾夫 (Virginia Woolf)短小精悍的《飛蛾之死》後解釋的——如何「從一格窗戶框中透視整個世界」。
這意味着形容詞要酌情而用，兩三行的長句要壓縮成一行，而排比句幾乎成了禁域。我常常在寫完一篇作文後看看字數，不得不從頭開始復讀，對剛剛搜腸刮肚想出的精妙詞句和新穎比喻做截肢手術，邊刪除邊心疼得齜牙咧嘴。
這種心情自然逃不過安的眼睛。一天，在上課時，她宣布有了一個好主意。「從今天起，請大家在每一篇作文後面附上一個『句子墳墓』，」她興高采烈地說，「什麼是句子墳墓呢？如果你自信在文章中寫了一個精妙絕倫的句子，然而為了使文章保持精鍊，又不得不把它刪掉，那麼請把它轉移到句子墳墓里。這樣，我和你的同學都可以讀到它，讓那些不甘心被埋沒掉的妙句得以見天日。我自己經常這樣做，」她擠擠眼，「很有用。」
安的點子把大家都逗樂了，然而笑聲中又透着感激與感動。感激安的善解人意，更感動一位聲明赫赫的作家能夠對一群初出茅廬的小毛頭的舞文弄墨如此上心。從那以後，我交給安的每一篇作文後面都拖着一個長長的「句子墳墓」。在她的點撥下，偶爾其中一些「壯烈犧牲」的成員們還能「光榮復活」。
在學期末，我們的結課作業是一篇三千字的題目為「身份」(identity)的作文。被字數限制困擾了一學期的我開始動筆時，卻感到寸步難行。以往能夠盛滿一整頁「句子墳墓」的辭藻，此時卻膽怯地躲在我的腦海中拒絕現身。阻礙它們的並非語言障礙，甚至不是安對遣詞造句的苛刻標準。
我希望用這三千字來回顧我在美國高中的兩年經歷。那是盛滿挑戰和收穫，也布滿孤單與挫折的兩年：每當回憶起來，對新環境的陌生感、校園的偏僻、語言的障礙、同學禮貌冷漠的態度等等一起湧上心頭，我卻從未向人提起。「你喜歡你的高中嗎？」中國外國的家長、學生曾無數次問我。「當然喜歡啦！」我總是笑着回答，然後羅列出學校的種種優點：優秀的師資、優美的校園、奢侈的硬件、對學生無微不至的照顧……全面得如同學校宣傳畫冊上的介紹詞。
「你喜歡你的高中嗎？」安坐在辦公室，面對着我，桌上擺着我作文的初稿，輕聲問。
「喜歡……」我囁嚅道。
「你的挫折算什麼？」我腦海里響起在去美國第一年，媽媽在電話里的話語。「想想看，幾十年前從中國到美國的移民生活多麼艱苦，一切從刷盤子洗碗開始。你在條件如此優越的私立學校，面臨的困難要比它們小多了。」
「回憶起在那裡的兩年，你的感覺如何？」安又問道。
「我很感激……」我的眼前又浮現出我的高中錄取通知書和獎學金通知書，回憶起上面激勵人心的語句和慷慨的數額。除了感激，還有別的正確答案嗎？
「但是你的文章想表達的感情似乎更加複雜，似乎有什麼東西欲說還休，」安沉吟道。「為什麼不把這種感情說清楚？」
我抬起頭，她正注視着我，目光溫和。
我告訴了她學校苛刻的錄取標準，以及獎學金的慷慨數額。我告訴她每次中國的學生家長聽說我的經歷，總會感嘆我有多麼幸運。「我的高中對我有這樣的恩惠，」我說，「我感到不應該對我在那裡的兩年抱有任何不滿，那會顯得忘恩負義……」
安點了點頭。「Helen，這種顧慮是人之常情，」她祥和地說。「不過感情沒有對錯之分，更沒有『應該』與『不應該』之說。如果你在高中的經歷並不全部陽光燦爛、一帆風順，這並沒有什麼錯。請誠實地將他們寫下來，這是有勇氣、而不是忘恩負義的表現。」
「但是我的經歷的挫折又算什麼呢？」我道出了我的另一個顧慮，向她複述了媽媽的話，「和許多更艱難的經歷比起來，這似乎微不足道。」
「假設一位士兵在戰場上失去了一隻胳膊，另一位士兵失去了一隻胳膊和一條腿，」安緩緩說道，「那麼第一位士兵是否有權利為自己感到悲傷呢？第二位士兵的遭遇應當剝奪他的這個權利嗎？」
我的表情一定有些吃驚，因為安的笑意更深了。
「我很高興你為這篇作文選擇了這個話題，」她把面前的草稿推向我。「這背後似乎有許多故事。我相信你會把它們講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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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安的寫作課後一晃已經過了三年。三年中，我提起筆時，常常感到安就站在我的身後，審視着我寫下的一詞一句。「這個比喻用得非常貼切，」她時而讚許地評價；「這個動詞似乎有些模稜兩可，」她時而不失時機地提醒。「『泡菜』在哪裡？」我有時又可以聽到她一針見血的問題。
「安是我見過最嚴格的語法老師，」一年前，在一次寫作課的班聚時，一位同學提起。「但不知為什麼，你總不想讓她失望。」
「每次上她的課，感覺總像和心理醫生談話，」另一位打趣說。
「有人想過把這門課的經歷寫成一篇文章嗎？」我問。
「如果寫了，一定不敢拿給她看，」第一位同學說。「一寫起來一發不可收拾，大概一半最終都要葬身於『句子墳墓』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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