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是富二代偷拍女星、女模的案件，近日在媒體上演緋聞連續劇，媒體報導的焦點，先是放在被迷昏偷拍的受害者，之後逐漸把重點移轉到影片中的其他主角。此事頗為有趣，原本應該涉及檢警的內部紀律，以及我們對於尊重個人隱私的原則，但是眾人的注意力卻被連台好戲移轉，渾然不知這是媒體被公眾集體放縱而恣意妄為。
說是好戲，是因為我們從歷年來媒體對於相關議題的報導慣例，幾乎可以意識到，媒體會採取「擠牙膏」的方式，讓這個議題的新聞效益發揮到最大：先是暗示，接著就是向報導鎖定的候選人進行查證，等到當事人否認後，再把更大的消息揭露出來。媒體幾乎不愁受訪者的否認、拒訪，這幾乎已經成為媒體經營的固定手法，一個議題透過這種方式，生命週期可以延長到數週。台灣的媒體經營環境艱困，名人緋聞、政治揭弊、黑心食品相關題材的報導，幾乎成為新聞的主體，因此，擴大新聞題材的效應、生命週期，從媒體的報導手法就可以略知一二。
但是，怪異之處也就在此。本案據說始於受害人的檢舉，似乎檢警知情在先，媒體隨後透過其他管道得知。然而，檢警正在偵辦的案件，相關單位卻任由影像不斷外流、揭露，這是檢警已經放棄「偵察不公開」原則？還是內部有資訊保密的漏洞？或者，這是媒體比檢警更早一步偵知本案，以致於檢警也對於媒體手上握有的訊息有濃厚的興趣？
我們可以預見的是，這類新聞繼續往下發展，結果就是，在「富人＋女星」的道德大帽子，以及公眾的壓力下，受害人反而要出面解釋自己為何會被害、甚至被騙。這種情形我們並不陌生，數年前電話詐騙在台灣還很盛行時，媒體報導下的受害人，幾乎無可避免的都要有一番公開剖白，從「何以沒有看出電話詐騙的意圖」，到「為什麼會相信電話詐騙所編造的怪異理由」。這似乎已經形成新聞採訪的慣例。媒體似乎認為人的判斷力，理應可以清楚的分辨欺騙與真實，以致於被害人「竟然」會受制於詐騙集團的事件，是一種奇怪而值得報導的議題。
我們對於偷拍、詐騙案件的態度，在這類緋聞案件也不斷重現。所以，偷拍事件中的受害者，就必須要在媒體的檢視下，不斷的解釋被拍攝（入鏡）的理由，以及澄清自己的動機。我們對於犯罪受害者有道德潔癖，我們習慣於從「動機是否單純」，來決定受害人值不值得同情。
這是個與現實脫節的狀況。儘管大部分人都有社會經驗，對於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甚至必須在心知肚明的情況下吃明虧吃暗虧的情形，有豐富的經驗，對於人與人相處之間無所不在的權力關係，也都有深厚的體會。然而，一碰上媒體報導，我們立刻把自己的實際經驗抽離出來，像是沒有社會經驗的青少年，在觀賞戲劇一般。同理心在這個脈絡下消失無蹤，我們都像是事不關己的局外人。
我們也很少去質疑媒體，在報導形式上的正當性。梅鐸的媒體帝國，因為在英國以監聽方式刺探新聞所引起的風波，引發重要幹部辭職，甚至迫於壓力下開始討論媒體分割經營的議題。然而，台灣對此議題的理解，卻幾乎只有梅鐸的華人妻子在聽證會上的護夫舉動，我們對於新聞媒體的理解，幾乎像是個跟西方平行的小宇宙。我們有自己的一套，外界全然與我無關。台灣媒體在道德的掩護下，幾乎享有不受約束的自由度。
這是我們的悲哀。不過，這種悲哀也只有當我們成為新聞報導的主角時，才會有深刻的體會。
本文轉載自2012-8-14《台灣立報》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120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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